核心提示：刚到北京，王洪文觉得很不习惯：一是要他看书，看一大堆马、列和毛泽东的书，他看不进去，坐不住。廖祖康又补充说道：“外界关于王洪文的有些传闻不确切。比如说他跟某个女演员如何如何。在北京，我跟王洪文一直生活在一起。纯属捕风捉影。”
因“偷渡”成了王洪文的秘书
当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王洪文时，我注意到证人证言中不时提及廖祖康的名字。
廖祖康是王洪文的贴身秘书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，廖祖康一直在王洪文身边工作。斯文、秀气，一副金丝边眼镜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廖祖康一派“上海型”知识分子模样。深灰色的中山装领扣扣得整整齐齐，外边套着一件蓝大褂工作服。谈话时，他的习惯动作是把蓝大褂的下摆拉平拉直，大抵几分钟便要拉一次。看得出，他爱整洁干净。
在一个很难寻找的单位里，我找到了他。他希望今生今世能过平静的生活，所以他谢绝采访，不愿重提往事。与关锋一样，他对我算是破例，第一次与外人谈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他希望只此一次，所以叮嘱我不要透露他在什么城市工作。至于他所在的单位，不费一番周折，也是难以跨进大门的。
他的企望平静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：1976年10月6日，那四颗灾星被一举扫落，而他却是10月5日在上海举行婚礼！新婚才九天，他奉命于10月14日飞往北京。一到那里便被送入北京卫戍区隔离审查。从此，与新婚之妻天各一方。然而，她一直等着他。等了那么些年，终于等到他恢复人身自由。他们这才有了一个小女儿。
不过，那十年的经历，毕竟是他并不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不可磨灭的一段。他平素很关心有关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文章，见到了就要买。当然，对于那些胡编乱写的文章，他也颇为反感。据云，当时尚在服刑之中的徐景贤等也非常仔细阅读报刊上有关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纪实文学，有时还一起进行讨论，指出不少谬误之处。
廖祖康的记忆力很好，表达也很清楚，但似乎还有点拘谨，有些顾虑，有的事大抵还不到可以彻底“透明”的时候。
廖祖康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，不过十八岁。他的经历很简单：从小学到中学，因养父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当工人(他的养父即他的伯父，无子女，廖祖康过继给他)，便入该厂技校念书。当时，王洪文为上海国棉十七厂基干民兵连长，廖祖康成了民兵班长，算是有点工作关系，但很一般。
我问廖祖康怎么会成为王洪文的贴身秘书，他很爽快地说出了其中的缘由——
1966年夏天，他和技校里的几个同学在黄浦江游泳，看到一艘轮船停在江中，他爬了上去，想歇个脚。不料，那是一艘外轮，穿着一条游泳裤衩的他被边防人员扣住。当时，王洪文是厂保卫科干事，前来处理，并未说他“偷渡国境”之类，保了他。从此，他打心底里感激王洪文。因为那件事一旦上了大字报，他就怎么也洗刷不清。
后来，王洪文从北京串联回来，在厂门口受到围攻。廖祖康带着一批技校红卫兵把他救出重围。这样，王洪文看中了他。
王洪文在安亭闹事时，廖祖康并没有参加。有了张春桥的撑腰，安亭事件后，“王司令”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首领，成天在司令部工作，很少回厂，也很少回到就在厂附近的定海路家中。王洪文需要一个人跑跑腿，送送厂里的材料，送送家里的衣服，他选中了头脑灵活的廖祖康。
“胜者为王”。王洪文击败了耿金章，成了上海滩的“王”。他需要秘书，廖祖康从跑跑腿正式成为他的秘书。王洪文不断升迁，从“工总司”的“司令”到“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”、“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”，到“中共中央副主席”，廖祖康一直跟随左右，做他的秘书。
王洪文读不进马列毛的书
王洪文从上海调往北京是1972年9月7日。那是在1971年的“九一三事件”之后，毛泽东失去了“亲密战友”林彪，不得不另选接班人。毛泽东当时考虑的接班人有两个：一个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，另一个便是王洪文。
王洪文第一次在全国崭露头角，是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“九大”。当时，在大会上需要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、妇女代表发言，分别选中了王洪文、陈永贵、孙玉国、尉凤英四人。从此，王洪文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“代表人物”。
不过，1972年9月，毛泽东调王洪文进京时，连王洪文也不知道去干什么。据廖祖康回忆，当时只说进京学习，所以王洪文只带个旅行袋和他一起离开上海，以为是短期出差。到了北京，被接到钓鱼台，住在九号楼二楼。当时，一上二楼，便是姚文元住的一套房间。里面则是张春桥住。王洪文初来，住在同一层的副楼里。
刚到北京，王洪文觉得很不习惯：一是要他看书，看一大堆马、列和毛泽东的书，他看不进去，坐不住；二是没有小兄弟你来我往，寂寞得很；三是生活习惯颠倒，要适应毛泽东的习惯，下午三四点钟起床，晚上开会、工作，早上八九点钟睡觉，如同棉纺厂里上夜班似的。
当时，要王洪文去列席各种各样的会议，坐在那里听，
如同大学里的旁听生一般。
这期间，毛泽东找王洪文谈了几次，问他一些问题，让他答复。
最初，王洪文在那里想念上海，巴不得早一天结束这种“学习”回上海去。后来，王洪文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，理所当然安心了。
在1973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，根据毛泽东的提议，中央政治局决定正式把王洪文从上海调入中央，并宣布王洪文、华国锋、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。吴德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，所以列席中央政治局。而王洪文、华国锋列席中央政治局，则是毛泽东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。也就在这次会议上，根据毛泽东提议，王洪文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工作。这意味着王洪文结束了在北京的“见习期”。
这年8月20日，由104人组成的中共“十大”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京成立。毛泽东提出惊人的建议：王洪文出任主任，而周恩来、康生、叶剑英、江青、张春桥、李德生为副主任。王洪文已经被放在非常显赫的位置上。
果然，在中共“十大”，王洪文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，成为仅次于毛泽东、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。
此后，每当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，他的一侧坐着病情日重的周恩来，另一侧则坐“少壮派”王洪文。毛泽东也老态龙钟了。明眼人一看，中国的未来当属王洪文。
毛泽东说“你不要搞‘四人帮’”
从1973年9月12日王洪文第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，到1974年5月29日，总共16次。然而，此后毛泽东许久不露面。到了三个多月后——9月4日，毛泽东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，坐在毛泽东一侧的不再是王洪文，却是重新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！
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，王洪文便失宠于毛泽东，其中的原因便是王洪文与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在政治局内结成“四人帮”。
王洪文对邓小平恨之入骨。于是，便发生了“长沙告状事件”。毛泽东1974年10月13日凌晨坐火车抵达长沙，当天，他便接见了周恩来和王洪文。当时，廖祖康坐在外面，不知道毛泽东跟他们谈些什么，只是发觉王洪文出来后闷闷不乐，双眉紧皱。事后才知道，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，批评了王洪文：“江青有野心，有没有，我看是有……你不要搞‘四人帮’。”
翌日，毛泽东更尖锐地批评王洪文，要他写书面检讨。王洪文不得不写了检查：“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，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。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：‘你不要搞四人帮’。主席的批评是完(全)正确的，我诚肯(恳)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……”
12月26日，是毛泽东81岁寿辰。廖祖康记得，那天
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去韶山参观，廖祖康与王洪文同去。正是在这一天，毛泽东和周恩来长谈，定下了四届全国人大的人选名单。周恩来在毛泽东卧室里谈至深夜。
十二天后，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京召开。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，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委员长。张春桥也只是当上国务院副总理，而第一副总理为邓小平。江青的组阁阴谋失败了……
我问廖祖康，王洪文身为党的副主席，却在中南海钓鱼、打鸟、玩摩托车，是否确有其事。廖祖康说：“事情是有的。不过，王洪文刚进北京时曾经十分小心谨慎。后来，他失意了，就玩了起来。这可以说是他失意时心情的流露。我曾劝过他，中南海是什么地方，你在这里嘭嘭嘭骑摩托车兜风，别人会怎样说你？影响多不好！可是，当时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了。”
廖祖康又补充说道：“外界关于王洪文的有些传闻不确切。比如说他跟某个女演员如何如何。在北京，我跟王洪文一直生活在一起。纯属捕风捉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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